推进“放管服”改革,助力中小企业提高盈利能力
2018-12-06 09:05:11   来源: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一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加大返还力度。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可见,意见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之大。又因为,中小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该意见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得到了各方关注,我们的政策不仅仅应该致力于解决其融资问题,更应该从盈利能力、发展方向以及人力资本方面助力其发展,最终使得中小企业为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产生逻辑

2008 年通过刺激经济复苏的增长方式,规避了金融海啸可能给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居民收入、企业坏账等问题,但由于没有对于投放信贷项目质量的有效匹配机制,同时后续大量跟进的维稳资金,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乃至业绩不断下降。在客观结果上造成了因为债务累计所引发的货币超发现象。

高杠杆率和逆向选择的市场机制性下,社会群体将原本用于投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选择了投向金融市场“高收益”业务,从而不利于金融体系对于实体业务的成本和收益。这使得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进而倒逼金融机构大量增加其表外银行业务来弥补流动性消耗和投资收益的不足。而且,由于货币和信贷的宽松,以及来自于民间电子商务和普惠金融平台等的竞争,银行不得不通过刚性兑付商业模式,通过满足企业通道业务、委外贷款等方式来争取客户,以抵消家庭部门和投资者为预防、抗衡购买力下降压力而追求高收益投资理财需求的成本。

另一方面,在刚性兑付的支持下,相较于实业投资的“真实收益”,社会群体更偏好于金融投资的“期望收益”。金融市场收益的竞争机制下,放弃金融理财机会去坚持实业发展,会承受更大的机会成本却获得较少的收益率回报。因此,每个经济参与体在今天货币超发的环境下,都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生存方式。从而使得影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普惠金融也成为金融创新滥用的幌子,改变了刺激实体经济复苏、扶持普惠金融是为弥补中国大金融体制短板的初衷,反而抬高了市场的杠杆率、加剧了整个社会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二、强监管与市场活力

由于上述问题,这些年国企、央企主导的实业投资通过基建投资推进了城镇化建设,增加了央企利润、带来了可观的国税收入增长,但为之服务的银行类资产,其流动性却大幅恶化,同时表外业务加杠杆、降成本、追收益的驱动力却日益增强。资金难以长期驻留在实体经济,也反映投资市场“脱实向虚”的强大压力,对冲了国家逆周期和扶持实体经济的良好初衷及其行为。

从道理上讲,宽松货币和加杠杆带来的刚性兑付商业模式不制止,金融过高回报模式不打破,市场的最优选择也不会放弃脱实向虚的机会策略。实业平台低成本融资赢得客户资金投入,金融业务则利用大量沉淀资金获取高收益回报。近期发行的金融创新工具,例如:股权质押、伞型信托、融资融券等,非但没有降低实业融资成本和分散经济环境低迷所带来的风险,反而加剧了金融杠杆业务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资管新规政策说明国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三、“放管服”与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今天,中小企业出现了资金周转遇到很大困难的现象。不少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依然受到征税执行力度加大、中美贸易战的很大影响,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质检标准的提高、商业运行成本上升,以及金融监管加强等背景下。其实,中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盈利能力问题,缺少资金支持则是该问题的结果,但现有的解决方法都主要致力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减税等成本和负债问题上。事实上,中小企业生存能力的提高,更需要金融机构和政府去解决中小企业因缺乏人才而转型困难、盈利艰难的资产端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刺激和引导,带动四种价值创造方式:激励相融的合同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业务聚焦带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人力资本投入产生的创新应变力,以及企业家精神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为此,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机构需要了解企业业务和市场的专业人员,政府要为中小企业人才引进降低不可或缺用人成本的,例如通过代缴“五险一金”的方式来减少负担。民营企业的生存一直游离在隐藏真实信息,政策和规范要从根本上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的边际成本、提高自身业务的竞争力来求得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银行现在负债端的服务模式,因为中小企业往往不良资产率较高,抵押和盈利能力双重不足、缺乏政府信用而不愿意为他们服务。顶层设计需要去完成引导机制的建设,做好为中小企业价值创造的服务方案。

建议中国金融业要向德国银行业学习,利用对中小企业开展全套服务的混业经营模式,专注服务自己的关系型企业,而不是像这些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业务模式那样,靠横向不断扩张业务的模式去争夺避开监管的市场盈利的机会。从而,让企业的价值创造奠定金融机构为客户财富创造的基础,而不是本末倒置,金融服务依靠自己的同业业务、自有资金业务甚至挪用客户追求安全收益的资金去开展期限错配、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池这类高风险的“资本运作”业务,这同样会存在和行政金融服务模式一样,挤出中小企业实业健康发展的后果。

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后工业化”时代,即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主要人群、财富基础相对厚实、消费需求旺盛、服务业为支柱行业。我国此前“过度”的金融创新,只会抬高市场杠杆率,而不是起到平滑家庭部门的消费路径以实现风险分散。更何况美国今天的发展阶段,确实能够让它充分利用兼并重组退出等外部资本力量,以及配套的监管制度体系和到位的执行力度,去倒逼在美企业实现价值创造,尤其是催生更多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而大企业为了求得生存会不断主动地与这类中小企业密切合作,购买美国中小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并对其进行市场化应用的二次创新,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基因进化的竞争模式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并且财富掠夺型的金融危机时有发生。而今天中国若过度照搬美国的金融服务模式去改革我国金融体系,也会出现禀赋条件不同,以及约束机制差异的问题。我们监管和惩罚力度不够的短板问题,也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

所以,我们建议国家要加大“放、管、服”的力度,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要给中小企业公平竞争和盈利的机会,同时要放松管制、打破准入壁垒,而且要加大税费负担降低的力度,在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可以做适度调整,增强他们自身内源融资的能力,从而让中小企业做实业也能看到光明的未来。

为此,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强化事前监管,建立奖惩分明的事后“硬约束”体系,为此必须做到信息穿透,提高识别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而个别风险则完全可以通过“放”、“管”机制的到位,避免人为的道德风险。

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事中的高效服务。尤其是政府要帮助中小企业的盈利环境优化和创造条件、引进盈利能力提高所需要的优质人才!只有提升盈利能力,政府才更有底气通过开放市场给予企业更多的机会,激励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意愿,才能避免一旦放松管制就会出现政策效果失灵从而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的可能。

另一方面,作为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如前所述,不仅要提供给中小企业融资负债端的支持和风险管理服务,而且中国银行业今后要加强分析行业、分析产品的技术型人力资本积累,依托于了解客户和业务的精英人才,深入到企业资产端价值创造的经营模式服务中去,通过这种了解客户和业务的资产端服务模式,去替代保守的依赖抵押资产的对企业负债端风险进行管理的大银行模式,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多年积累的供应链、市场和客户的资源,提升他们的盈利能力,以此解决抵押资产不足、人力资本短板造成的市场竞争力不强,以及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等中小企业先天不足等问题。(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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